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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珍·辽宁古籍新闻:辽图藏宋版《礼记》是古籍中的精品
  • 发布日期:2022-12-12 11:06:52
  • 消息来源:辽宁日报

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宋版《礼记》是一部独特的珍品,古籍字体采用颜体楷书,严格执行了宋版书籍的避讳制度。最新研究表明,比照传世《礼记》版本,其刊刻时间甚至早于相关著录中的最早版本。

全书共20卷,其流转收藏过程曲折。万幸的是,除了省图藏有前5卷外,其余15卷藏在国家图书馆。

壹 宋代文化繁荣的缩影

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封面及内页。
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封面及内页。

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于2008年进入第一批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对于这部古籍,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先行用了四个字:“允推白眉”。

这里的“白眉”是个典故,出自《三国志》,说马良是兄弟中最有才学的一个,因眉中有白毛,故称白眉。陈先行赞誉这部宋版《礼记》是古籍中的精品。

虽然看过很多古籍数字化图片,宋版《礼记》的图片打开时,记者还是被精美的的书体震撼:一页页地翻看下去,渐渐心境明晰,打动记者的是古籍的书法技艺。

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,《礼记》据传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所作,是传世的儒家“三礼”(《仪礼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)之一,由西汉礼学家戴德、戴圣分别选编成书。戴德选编的85篇本传到唐代时只剩下39篇。戴圣选编的49篇,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,也称《小戴礼记》。

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便是刻于南宋年间的《小戴礼记》。由于这部著作集中、全面、系统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,后人又将其中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卷独立成书,成为《四书》中的两部。然而,这种熟悉仍然无法改变这部宋版《礼记》给记者带来的冲击。

首先是书版的抄录者。《礼记》的颜体楷书写得挥洒自如,点提之间透出明显的熟练、自在,书者那种对于自己笔墨的自信和对这种书法的喜爱,会让后人自然而然地感同身受。

其次,精妙的书法印成书籍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媒介,便是刻工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锷在研究这部宋版《礼记》过程中,整理出刻工名字,有王子和、才美、王良、朱顺、先用、祖六、祖万、苏三、王忠、会四、王木等数十人。刻工不同于书者,要表现出书法的神韵来,需要高超的技艺。在这部古籍中,有些字如“法”“心”“之”等,刻工都将笔锋走过后留下的牵丝生动地刻画下来,极大地保留了书法原有的神采。

还有,宋代古籍字体的选择有着地区间的侧重,如浙江一带书坊偏好欧体楷书,四川地区则更加喜爱颜体字。版本学家正是根据宋版《礼记》漂亮的颜体字推定其刊刻于四川地区。一块块书版雕刻完成,便已经是精美的艺术品。当然,这些精美的雕版转化成传世的古籍还要经过一道重要工序——印刷。对于这部古籍,版本学家们还有四字评价:“摹泐精良”,也就是指印刷出来的字迹不污浊,也不缺失,印出来的笔画如同黑漆描画的那样,历时800多年仍然清晰如新。可以推想,当年的印工拿到书版,情不自禁用指关节轻轻叩击书版,操着浑厚的蜀地方言赞不绝口,特别精心地印刷这部古籍的场面。

完成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的是一个由抄录者、检校人员、刻工和印工等组成的密切合作群体。如果把这个群体投射到“抑武兴文”、教育迅速普及、书籍需求量大增进而带动雕版印刷兴盛的宋代大背景下,那么,他们与古籍一起共同构成了宋代文化事业繁荣的生动画面。

贰 分藏于国图和省图

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版框高23.8厘米,宽17.2厘米,每页大字8列,每满列16个字,注释采用双列小字,满列是21个字。版心中雕着“礼记”及页次,下有刻工姓名。其封面是清宫的原装,书衣为彩纹织锦,书签由黄绫所制,用墨线绘出文武线的边框,自上而下用楷书题写“宋板礼记”。古籍存世已经800多年,书页四周有虫蛀痕迹,用纸为桑树科树皮制作的纸张。

刘冰说:“我们馆藏的清宫‘天禄琳琅’古籍,都有差不多相似的经历。”

查对《赏溥杰书画目》的著录,1922年农历九月十四日,仍留住紫禁城的退位皇帝溥仪赏赐溥杰的古籍中就有宋版《礼记》一部,共4函20册。

据溥仪、溥杰回忆,大部分古籍被带到长春伪皇宫。那里建筑破旧,没有任何防潮、防蠹措施,这些国宝存放其中长达14年,很多古籍的书页因此霉烂、虫蛀。

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后,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,伪皇宫藏书未来得及带走遭到哄抢。或许是嫌书的体积大、分量沉,这批内府珍藏的古籍大部分被扔得凌乱不堪,满地狼藉。

1946年1月,当时的国民政府命人用马车将伪宫内书籍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,他们选出钤有“天禄琳琅”藏书印玺的善本书13箱,先寄存中央银行,再运往沈阳。在这个过程中,宋版《礼记》被割离开来。 宋版《礼记》卷一至卷五共5册没有被选出带走,与剩下的藏书一起被人民军队整理收集。1950年,这批古籍入藏东北图书馆,即现在的辽宁省图书馆。

宋版《礼记》卷六至卷二十,共15卷则混在当时国民政府挑选的13箱古籍中,被暂存在沈阳故宫。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,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多次指令,要求沈阳故宫将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、满文老档与伪皇宫藏书“悉数内运”。时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毓黻拖延不办。最终,他在压力之下想到以物换物的解决方案。

此前,伪满时期中央银行曾存有60件宋明丝绣,这批丝绣后被国民政府运到北平。金毓黻提出内运古籍可以,但是需要用这批宋明丝绣来交换。经过反复商议,1948年8月24日,暂存于沈阳故宫的这批国宝古籍被运至北平,最终完成了交换。

包括宋版《礼记》卷六至卷二十的这批古籍先是藏于北京故宫,后入藏国家图书馆。古籍全帙虽然历经劫难,如今得到精心收藏,成为一部宋版孤本、全本,弥足珍贵。

《礼记》内页可见漂亮工整的颜体楷书。
《礼记》内页可见漂亮工整的颜体楷书。

叁 承袭了五代时期监本的风格

刘冰说:“历史上对于这部宋版《礼记》的最早著录是在清代。”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记载:“《礼记》(四函二十册),郑康成注,二十卷……宋大字本。自孝宗以上讳皆阙笔,校正与余仁仲本同……”

据介绍,作为儒家经典的《礼记》,传世的版本众多,研究存世的诸多古籍版本发现,它们都有一个共同来源,就是“唐开成石经”,这部我国历史上最大、最重、最厚的石质图书由唐文宗下令雕刻完成,至今仍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。

至于纸质《礼记》版本,则有抚州本、余仁仲本等诸多版本流行。所谓抚州本,是南宋淳熙四年(1177年)抚州公使库刻本,现藏于国家图书馆。清代藏书家顾广圻认为抚州本“于今日为最古矣”“古香馣馤,原本独绝”,他的评价产生很大影响,使抚州本《礼记》在相当长时间里,一直被认为是后世可见的最早《礼记》版本。

南宋刻书家余仁仲在宋光宗绍熙(1190年至1194年)前后,以“余仁仲万卷堂”“余仁仲家塾”等名号刻书很多,传世余仁仲本《礼记》便是其中之一。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将省图藏宋版《礼记》视作与余仁仲本相同,虽然确认了它的宋版书地位,但对于版本价值评价并不明确。

王锷深入研究了分藏国图与省图的这部宋版《礼记》。他注意到,从卷七第十三页开始,很多书页钤有一长方形白文印,钤盖随意,有的甚至钤于页边。这一藏书印模糊。他分析这枚印应当在清乾隆年间以前,或者更早。古籍如果经名家收藏,钤印大多有一定规矩,这种用印方式,表明入藏清宫前,这部宋版《礼记》藏家并非名家,这从侧面验证了古籍没有出现在历史著录中的原因。

此外,针对古籍内容,王锷比对了传世的十余个版本《礼记》,发现这个版本的《礼记》错误明显少于其他版本,表现出了极高的版本价值。不仅如此,王锷还注意到,五代时期国子监刊刻包括《礼记》在内的《九经》,是首次利用雕版印刷技术传播经典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北宋、南宋国子监以及诸州郡县官府、府学刊刻儒家经注本,都是五代监本的延续。北宋国子监翻刻《九经》经注本,经常被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和府州学校,成为国家标准经书读本。

根据前人的记述,王锷分析,这种每页8列,每列16个字,小字双列,书末记录经注字数的刊刻模式,是五代两宋监本经注的版式特征。王锷推断,分藏国图与省图的这部宋版《礼记》是早于抚州本、余仁仲本,更接近于五代北宋监本的《礼记》版本,有可能是依据北宋监本的翻刻本,是最早的刻印本。这对于人们认识宋代国子监经书的行款版式、字体特征、刊刻源流等,提供了极其重要信息。